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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坤元,原紡織工業部副部長祖國永遠在我心中!

2019/8/23 18:21:00 來源: 中國紡織網評論(0)5

紡織工業

  編者按:

  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70年來,中國紡織工業從弱到強,取得了全方位、開創性的發展,發生了深層次、根本性的變革。紡織業作為國家工業化進程的母親行業、對外開放的排頭兵、經濟體制改革的先行者,已將中國建成為全球最大的紡織品服裝生產國、消費國和出口國。

  為全面回顧70年來中國紡織工業的歷史進程,從不同角度展現紡織工業的巨大變化,記錄紡織人敢于探索、奮勇前行的時代故事,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會刊——《紡織服裝周刊》特開設“我和我的祖國”專欄,向行業內外企事業單位、機構、學校、團體、個人征文,通過謳歌行業企業所取得的輝煌成就,表達對黨、對祖國的熱愛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進一步展現紡織業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斗的決心。  

  我和我的祖國

  許坤元

  許坤元,原紡織工業部副部長,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教授級高級工程師。

  1966年畢業于華東紡織工學院紡織機械系。1966~1976年,先后在華東紡織工學院任教、4688部隊鍛煉、湖南邵陽第二紡織機械廠研究所工作。1976~1986年先后擔任湖南省輕工設計院技術科長、副院長,湖南省輕工業局科技處處長,湖南省紡織工業總公司副總經理、總經理、黨委書記,岳陽洞庭苧麻紡織印染廠黨委書記、指揮長。1986年調任紡織工業部任計劃司司長。1992~2011年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中國紡織總會副會長,國家紡織工業局副局長,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副會長。1993~1994年曾任中國絲綢集團總公司籌備組組長。

  新中國成立改變我一生的命運

  我1941年出生在江蘇常熟一個普通農民家庭,父母親一字不識,我自己也曾經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新中國成立以后,我才開始讀書,那時我已經9歲了。高小畢業后,因為家境貧困,我停學一年在家干農活。后來聽同村的人說,國家對貧困學生有助學金,第二年我便考入江蘇省常熟中學繼續學業,1961年考上華東紡織工學院,一直依靠國家甲等助學金完成了全部學業。

  在我選擇大學和專業的時候,鄉土文化起了重要的影響。我的老家常熟是紡織重鎮,家鄉人世代從事紡織業,我家里就有土紡紗機和織布機,母親會紡紗織布,父親也曾在縣城的工廠里當過染工。考大學時,父母親希望我去學習紡紗織布的“洋機器”,用來替代手工作業,他們說,人都要穿衣,這個行業對國家很重要,很有前途,所以我報考了華東紡織工學院紡織機械系。

  1966年大學畢業后,我留校任教。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學校停止招生,因為沒有學生,也沒有書教。我先在上海第七紡織機械廠工作過一段時間,后來按照有關文件的要求,我和幾位留校老師一起到天津4688部隊鍛煉了一年多。華東紡織工學院是紡織工業部的直屬院校,由紡織工業部管理。1970年,由于學校仍然沒有學生,我就隨同紡織部的下放干部一起到了湖南邵陽第二紡織機械廠,在那里工作了5年,先在車間當技術員,后到廠研究所擔任副所長。1976年,我離開邵陽二紡機,調到湖南省輕工設計院,先后擔任技術科副科長、科長、副院長,后來又調到湖南省輕工局擔任科技處處長。1978年,國家紡織工業部經過與輕工部近8年的合并,再次獨立出來,地方上也恢復了紡織工業局。湖南省成立了正廳級的湖南省紡織工業總公司,我被任命為副總經理。

  湖南省紡織工業總公司下屬的岳陽洞庭苧麻紡織印染廠是八十年代初湖南省重點建設項目,也是當時國內最大的現代化苧麻紡織印染工廠,有著數千人的規模。為了加快這個廠的建設步伐,省公司黨委決定由我擔任這個廠的一把手。組織上安排我去擔起這副擔子,可能是考慮我比較年輕,也有在工廠工作的經歷。當時在廠里當一把手難度大壓力也很大,很辛苦,每天早晨六點不到就要起床,常常到深夜還在廠里加班,總是有干不完的事。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征程,也為洞庭苧麻廠和我個人帶來發展新機遇。八十年代初,我從報紙上看到了河南勝利造紙廠、浙江步鑫生服裝廠關于企業改革承包的報道,受到了很大啟發。我開始在廠里推行相應的改革措施,施工安裝和生產線生產都實行承包制,平均獎金10元錢左右,還組織了崗位練兵、勞動競賽等活動,再加上思想政治工作、干部隊伍建設等措施,全廠職工和干部的積極性很快被調動起來。那時候,我把工作盡量都落到實處,而不只是口頭號召,很少組織廠里開會,大部分時間都在車間里和工人們一起干,很好地完成了各項任務。對于工廠實行的承包改革,當時社會上存在著爭論,廠里也有部分人對于我的做法不太認同,向省里反映我不講政治、物質刺激。但后來,省里組織來廠調查時,絕大部分干部職工對我的改革措施反映不錯,我本人沒有拿過一分錢的獎金。組織上和廠里干部職工對我工作的認可,實際上是以實踐印證了國家改革開放決策的必要性和正確性,過去吃大鍋飯的老辦法確實難以為繼,因此更深化了我對推進行業、企業改革的認識和信心,也是我政治生涯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改革開放為中國紡織工業插上騰飛的翅膀

  1984年,湖南省紡織工業總公司領導班子進行調整,我被任命為一把手,正廳級,在當時的紡織系統,我算是很年輕的正廳級干部。1986年,我調到紡織工業部任計劃司司長,1992年被提拔為副部長,2001年任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副會長,一直到2011年退休。我到紡織工業部工作以后的二十多年時間,是改革開放后紡織行業發生深刻變革和巨大變化的階段,我先后主持或參加了紡織工業五個五年發展規劃、三個科技發展綱要和每年年度計劃的編制,參與了一系列行業重大決策的研究制定。二十多年里,我的心一直跟隨著紡織行業的脈搏在跳動,學習與探索的步伐從來沒有停止。同時,我也親眼見證了紡織行業一步步取得了過去想都不敢想的輝煌成就,內心飽嘗喜悅。

  改革開放為中國紡織工業插上了騰飛的翅膀,我們只用了三十多年時間,就從一個落后的紡織工業生產國發展成為全世界產業體系最完備的紡織生產、出口第一大國,并且具備了核心競爭優勢,紡織行業也成為了國民經濟中最為重要的基礎性產業部門之一。特別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后,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實現了紡織行業與國際產業鏈、供應鏈的全方位、市場化接軌,市場需求與競爭共同驅動行業制造能力快速增長,綜合競爭實力不斷提高。

  紡織行業對于國民經濟的突出貢獻,首先是徹底解決了十三億人口的穿衣問題。新中國建立以后相當一段時間里,老百姓都處于缺衣少被的狀態,直到改革開放初期,布料都是限量供應,每年每人才3~4米,最多只夠兩套衣服,年輕人結婚要幾家人把布票拼起來,才能湊夠一對新人的喜服和鋪蓋。今天,品種豐富的紡織服裝商品不僅滿足了美觀、舒適、安全的衣飾穿著與家居裝點需要,承載了個性表達、審美取向、文化傳承等多重功能,紡織纖維材料更在醫療衛生、交通運輸、土工建筑、環保過濾、結構增強、安全防護等新領域有了新作為。現在,紡織行業每年可以為全國人民每人至少提供15件新衣服,我國人均纖維消費量已經超過20公斤,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第二,紡織行業承擔了就業富民的重要使命。1978年,紡織行業從業人數是311萬人,約占全國工業企業的7%,現在紡織全行業就業人口達到約2000萬,規模以上企業就業人數占全國的比重約為9%。紡織行業創造了大量就業、創業機會,為從業人員,特別是農村進城務工人員提供了豐厚的薪酬收入。而且紡織行業每年使用國產天然纖維原料約900萬噸,為農業發展與農民增收做出重要貢獻。紡織產業的集聚化特征有力帶動了所在縣、鎮經濟的發展,現在全國有200多個特色產業集群,每年發布的全國百強縣域經濟排行榜中,榜上有名的縣市大部分是以紡織為主業發展起來的。

  第三,紡織行業在增加國家外匯收入方面貢獻突出。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貨物貿易長期處于逆差狀態,紡織行業是為數不多的順差產業,是出口創匯的絕對主力,直到2012年紡織行業的貿易順差都大于全國貨物貿易的順差總額,2018年仍然占全國順差的74%左右。我們國家今天擁有雄厚的外匯儲備實力來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實施國家經濟戰略,背后就有紡織產業工人數十年勤懇辛勞的付出。

  我國紡織工業在不長的時間里發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我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原因:

  一是國家重視。紡織工業部是新中國最早成立的工業部門,建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所有表現工人階級的宣傳畫上必定有一個鋼鐵工人和一個紡織工人,紡織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改革開放前,國家已經規劃建設了一批紡織生產基地和紡織機械基地,采取一系列措施確保棉、毛、麻、絲等紡織原料的供應。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國家下大決心、投入大量資金建設了上海、遼陽、天津和四川四大化纖基地,后來又投資新建和改、擴建了一批重大化纖項目,奠定了日后我國化纖工業飛速發展的基礎,也開啟了我國自主解決纖維原料短缺問題的新篇章。1983年底,布票取消,宣告紡織品計劃供應的短缺經濟時代正式結束,這是新中國紡織工業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如果沒有國家大力支持合成纖維實現規模化生產,后來又支持紡織行業自主突破聚酯纖維和上游PTA原料的大容量國產化生產技術,我們很長時間還將處在紡織產品短缺狀態,國際競爭力更無從談起。現在,我國紡織行業的纖維原料結構中化纖占比超過85%,化纖產量占到全世界的60%,在高性能、生物基、功能性、差別化等高新技術纖維開發、生產和應用高端領域占有一席之地,發展成就令人驕傲。

  二是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紡織行業是我國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的先行及堅定踐行者,經濟體制機制的根本性改變和對外開放所帶來的市場機遇與優質資源,給行業帶來了巨大的生機和活力。改革開放初期,紡織行業大約95%的工業總產值來自全民所有制企業,其余是集體企業,資本結構非常單一。上世紀八十年代,我擔任紡織工業部計劃司司長的時候,每年都要編制年度計劃,統籌國內棉花、化纖等資源,制定和下達紗、布生產計劃,連行業的基建、物資、出口等也都要制定計劃。1987年,我第一次參加國家計劃會議,在京西賓館,會期長達半個月,文件資料裝滿了兩個保險箱。當時為分配一系列指標,工作非常繁瑣、辛苦,這與后來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資源配置相比,經濟計劃的效率顯然存在問題。黨的十四大以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全面建立并不斷完善,紡織行業也進入全面改革時期。國家鼓勵發展多種經濟成分,民營紡織經濟如雨后春筍,快速成長為紡織行業的中堅力量。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棉紡產能壓錠1000萬錠,分流職工100多萬人,成為紡織行業以市場為導向謀求新發展的重要轉折點,國企改革使得行業活力進一步釋放。體制改革所釋放的發展活力使得紡織行業在九十年代中后期超越美、日、歐發達國家,實現了出口總額、纖維加工總量、化纖產量世界第一。現在,紡織行業中的國有資本比重已經不到3%,非國有資本機制相對靈活,適應性強,更能符合現代消費市場快速反應的特點和要求。

  對外開放為紡織行業打開了通往世界的大門。紡織行業積極開拓多元國際市場,出口規模持續擴大,特別是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紡織品服裝貿易全面自由化,為紡織行業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市場競爭力得到充分釋放;2000年我國占全球紡織品服裝出口貿易額的比重還不到15%,2008年就超過了30%,2017年為35%。紡織行業積極利用國外原料、資本、技術、人才等優勢資源,取人之長,補己之短;2011年我國紡織行業共進口各種原輔料、裝備、染料助劑等737.5億美元,是歷史最高水平,金額是1978年的66倍。紡織行業投資領域實現了對各種經濟成分的企業平等開放,外資企業入駐并與中國資本合作,帶來了技術、人才與先進管理經驗的外溢流動;2004年,三資企業對紡織行業的發展貢獻率達到歷史高點,工業總產值占全行業比重為32.4%,實收資本占比為34.7%。最近幾年,隨著自我配套能力增強,民營資本競爭力提升,紡織行業利用國際資源的形式從“引進來”轉為“走出去”,骨干紡織企業在海外建立原料基地、加工工廠、品牌及渠道、研發中心等,積極構建跨國產業鏈、價值鏈體系,將紡織產業轉型升級帶至新高度。

  三是堅持科技創新。1988年,鄧小平同志在全國科學大會上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科學技術也成為紡織行業變大變強的重要基石。以紡織裝備為例,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國引進國外技術投建了四大化纖,但紡織行業始終堅持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裝備,“六五”時期突破了年產1.5萬噸滌綸短纖成套設備,到“十二五”末年產40萬噸差別化聚酯長絲成套設備已實現產業化。“八五”時期,以自動絡筒機、無梭織機為代表的關鍵裝備自主創新取得重大進展,標志著我國開始具備生產世界先進水平紡織裝備的能力;此后,國產紡機機電一體化、數控化水平及可靠性大幅提升,產品大量替代進口,國內市場占有率超過70%,化纖、紡紗、針織等裝備大量走向國際市場。除了裝備外,我國高性能纖維打破國外技術壟斷,碳纖維、芳綸等產品達到國際先進水平,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等品種進入國際市場。紡紗工序向連續化、高速化、智能化方向持續升級,棉紡萬錠用工從500人下降到60人左右,全新的國產數字化棉紡成套設備可將萬錠用工降至20人以下,并實現夜間無人值守。織造、染整工藝技術不斷創新,面料供給能力大幅提升,目前我國紡織面料總體自給率超過95%,服裝出口一般貿易比重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35%提高到現在80%以上。生態文明建設得到大力推進,2006~2015年,紡織行業綜合能耗累計下降44%,印染單位產品水耗從4噸/百米下降到1.8噸/百米,水重復利用率由7%提高到30%。在科技創新的驅動下,紡織行業勞動生產率顯著提升,2017年達到約80萬元/人,是1978年的44.5倍;紡織全產業鏈能夠實現使用自主技術、自主裝備生產自主開發設計的優質產品,這在我國制造產業中并不多見。

  今天的中國紡織工業在世界上是一個纖維加工總量占據半壁江山、出口總額占三分之一以上的強大存在,在國內充分詮釋著國民經濟傳統支柱產業、重要民生產業和國際競爭優勢產業的應有價值,同時也仍在堅持不懈地向著創新驅動的科技產業、文化引領的時尚產業和責任導向的綠色產業持續努力,以躋身世界紡織強國之列為目標一往無前。

  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走向未來

  1993年,國務院任命我籌建中國絲綢集團總公司。當時,紡織工業部撤銷,成立中國紡織總會,并計劃成立兩個總公司——中國紡織集團總公司和中國絲綢集團總公司,由兩位副部長分別擔任籌備組組長。籌建專門的絲綢總公司,我認為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理順絲綢行業的管理機制。計劃經濟時代,絲綢行業處于政出多門的狀態,種桑養蠶由農業部門主管,蠶繭收購供應屬于供銷部門,生產企業歸口工業部門,出口貿易又由外貿部門管理。各部門之間相互脫節,各省市之間溝通不暢,市場上經常出現“蠶繭大戰”,嚴重影響了紡織企業的正常生產。組建絲綢公司的另一方面原因是提升我國絲綢行業的國際競爭力。我國繭絲產量占全球的70%~80%,但當時出口的主要是繭絲等初級產品,法國、意大利進口我國的繭絲加工成最終產品,可以獲取高額利潤,而我們只得到了勞動力的費用,中國絲綢行業在國際供應鏈上沒有主導權,甚至沒有發言權。所以國務院下定決心要改變中國絲綢行業資源分散的狀態,把各方力量整合起來建立國際競爭優勢。這個設想是非常好的,當時我負責籌建,跑遍了有關部門,又到各省去與有關領導和部門通氣,想把各省的絲綢公司、外貿公司全部合并到中央,這個行政組合的設想卻幾乎沒有得到各方積極響應,情況很復雜。最后,我向李嵐清副總理匯報,提出時機還不成熟,國家絲綢集團公司也就沒有成立起來。

  我感到國家如此重視絲綢行業是有長遠考慮的。絲綢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國最重要的文化符號之一,絲綢之路也仍被作為中國開展國際經貿合作的紐帶和橋梁。中國的絲綢史是一部燦爛輝煌的文明史,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遺址發現了距今7000多年前的蠶蛾遺跡,仰韶文化5500年前已有蠶絲的記載。人類從原始社會到現代文明社會走過幾千年,曾經用樹皮、獸皮以及麻等材料來驅寒保暖、裝點生活,絲綢是當時最為舒適華貴的面料,也最能體現中華民族的優雅審美。自古以來,種桑養蠶就是我國農耕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男耕女織,傳承綿延,直到今天。絲綢也是重要的歷史紐帶,開辟了中國與其他國家交流合作的通道,在古代,它向全世界傳遞了中國的獨特文化與文明,今天,我們仍然通過絲綢之路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實現與合作伙伴的利益共享,責任共擔,命運相連。

  改革開放為絲綢這個古老的產業增添了新的生機和活力。目前,我國繭絲產量已經達到15萬噸左右,是1980年的4倍多。過去,浙江、江蘇等沿海地區是主要的桑蠶絲產區,現在,蠶桑種養殖經過“東桑西移”工程從江浙轉向了廣西、四川、貴州等中西部地區,絲綢產業所帶來的經濟價值、社會價值、文化價值的傳播面也隨之擴大。

  絲綢行業的發展正在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種桑養蠶的成本不斷提高,正常年份蠶絲一噸價格可以達到40多萬元,而化纖一噸價格僅有1萬多元,而且隨著科技進步,化纖仿真水平越來越高,絲綢產品在市場上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激烈競爭。只有應用現代工業科技,不斷提升絲綢印染精加工水平,開發高附加值的絲制服裝和家用紡織品,才能使古老的纖維皇后永葆活力。我們也要更好宣傳絲綢除了文化符號功能以外的特性,它是一種具有天然皮膚保養作用的優質蛋白纖維,我想,隨著中國經濟發展,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審美情趣養成,絲綢行業會有更美好的前景。

  絲綢行業的發展歷程給我們一個深刻啟示,我們國家是一個有著14億人口的大國,加上地理位置處于溫帶,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升,現在國內纖維消費總量已經占到了全世界的近三分之一。這樣規模龐大的紡織品消費需求,除了我們自己,沒有哪個國家的紡織工業有能力滿足,就像中國人必須主要由自己解決吃飯問題一樣,我們的衣著家飾需求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也必須依靠自己來滿足。同樣道理,雖然很多新興國家正在大力發展現代紡織工業,產業規模迅速擴大,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仍然沒有哪個國家有能力與中國紡織產業體系形成全面競爭關系。立足國內,放眼世界,中國的紡織工業依然大有作為。經濟與科技的不斷發展還在拓寬紡織行業的發展空間,除了服裝和家用紡織品,我國紡織行業還需要更加努力,在高新技術纖維材料和高附加值產業用紡織品領域走向國際前沿,在邁向強國之巔的路上,還有做不完的課題在等待著我們。

  我從事了一輩子紡織工業,每當想到這一點,我都感到非常欣慰。小時候,我穿的是母親織的土布做的衣服,機器織的“洋布”衣服都是富人在穿,我那時非常羨慕輕薄柔軟的“洋布”衣服,也默默希望將來能穿上它。從那個時候到現在,我從一個農民起步,走出農村,踏入紡織行業,并且走上了行業管理崗位,為共和國的工業發展做了一點工作,也實現了我自己小時候穿“洋布”衣服的夢想。現在,我年紀大了,退休了,但即便離開了工作崗位,我依然可以每天都看到琳瑯滿目的紡織商品,看到我們國家14億人口的衣著水平還在不斷改善,看到孩子們穿得鮮艷、安全,年輕人穿得時尚、多元,老年人穿得舒適、美觀,看到我所熱愛的事業仍在大踏步地前進。我想,我的人生過得很踏實,也很滿足,沒有新中國就沒有我的今天,祖國永遠在我心中。在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之際,祝我們偉大的祖國繁榮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2019年5月于上海

責任編輯:第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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